來源：全媒體中心

六月，暑氣見長，盛夏時節，烈日炎炎，卻阻擋不了胡楊學子追尋歷史的腳步。

“因為火車只能到鹽湖，所以接下來漫長的道路，就只能靠卡車和步行了，經過一路的顛簸，我終于來到了這個讓我向往已久的地方……”

6月30日下午，建校初期老教師周其石教授在電話訪談中，給塔里木大學“傳承紅色基因，銘記紅色歷史”暑期社會實踐團隊成員講述了他和塔里木農墾大學的故事。

“我和愛人都是西南農學院畢業的，當年她留校工作，過了兩年我們結了婚。后來塔河農大來招老師，于是我愛人被分派到了新疆，我也決定隨著她一起來新疆。”周其石教授說，塔里木是他牽掛一生的地方。

1962年，周其石教授和愛人背上行囊，從烏魯木齊到阿克蘇，再到塔里木農墾大學，走過石子路，穿過土路，還跨越了海拔高達6400米的天山，因為海拔太高，就連吃的烤餅，都是半生不熟的。

幾經波折，整整走了半個月，10月下旬，終于來到了學校，看到的唯一一棟樓就是現在的校史館，其他絕大部分都是兩開門的土坯房子，那時候已經到了臘月，天寒地凍的，條件很艱苦，連洗臉盆里面的水都會凍住。

歲月似那一澗清溪孱流至海不復還，兩岸的綺麗景致都曾是它的點綴，也許會有險石阻路的時候，但依舊擋不住前行的步伐。

“有一次吃了一個星期沒鹽的蘿卜，當時學校分發的菜只有白菜、胡蘿卜、洋芋、洋蔥等，因為商店不賣鹽，只能水煮蘿卜。后來問人打聽，幫忙裝回來滿滿一口袋的鹽。原來這邊的水鹽度高，拿出來一曬全是白花花的。”

86歲的周其石教授，對兩件事情記憶猶新。“我和林學專業的2名老師，在學校周邊的胡楊林里，尋找柴火的時候迷了路，最后學校所有人集體出動，敲鑼打鼓的，點著火把到處找我們，給我們指引方向，最終我們才找到了返校的路。盡管迷了路，但我們并沒有扔下身上背的柴火，當看到我們背著那么多如胳膊粗的柴火，大家都很開心。”

“當時這所大學沒有經濟來源，學校采取半耕半讀的方式，自行解決吃飯問題。我們自己動手打土塊、打火墻、種地、養豬，確保糧、油、菜、肉自給。”

“后來學校解散，我成為唯一留下來的，主要負責生產，與三五九旅老軍墾們同甘共苦，解決了吃不飽這一大問題。四年里，他立了2次三等功。在他的帶領指導下，果林專業77班從全校的最差班級，成為了自治區民族團結先進班級。”

周其石教授的生活能力和動手能力很強。“當初，在全校所有的老師當中，我家的生活算是最好的，開荒、種菜、種谷、養雞，我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，學生們有的周末會來我家吃飯，冬天我家的蔬菜花樣比較多。”

“除了教學以外，我還會開拖拉機，維修拖拉機、縫紉機。全校縫紉機的安裝、修理都是靠我，我還會裁衣服、軋衣服，家具全是我動手制作的。每到周末我都是最忙、最辛苦的，我沒有星期天，星期天是勞動量最大的。”

“學校的拖拉機也是我從吐魯番開回來的，當時沒有汽車往回運了，我只能把這個車子開回來，整整開了1600公里，跑了五天五夜。”

“有一次清淤，每個人要清淤三方，一個星期要干完的活，我只用了一天就把三方的清淤任務全部完成了。因為勞動量太大了，那天中午我一頓吃了好幾大碗飯（1公斤300克糧食），還有2公斤羊肉。”

那時候大家都不覺得苦，整個學校的風氣就是艱苦奮斗，就是想方設法完成工作。既然選擇來到了邊疆，不是來享福的，而是要艱苦奮斗的，要吃苦的，要干活的，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要建設邊疆的、奉獻邊疆的。

情懷、吃苦、自覺、擔當、奉獻……這些優良作風和優秀品質，是周其石教授在塔里木農墾大學養成的。“我退休后回到四川，也沒有休息，不停的跑了好多地方，給農民進行農業技術指導。共計跑了十幾個縣，在其中一個縣就服務了八年，教農民改種玉米為桃樹，一畝地的收入，從700塊錢，增長到了10000塊錢。”

愛國愛疆，扎根邊疆，奉獻青春，無怨無悔，埋頭苦干，任勞任怨，像周其石教授這樣的一大批老一輩塔大人，不畏困難，迎難而上，堅定堅強，樂觀自信，在開發邊疆、建設邊疆中，付出了辛勤的汗水，作出了突出的貢獻。

“通過聆聽老教師口述校史，使得我們進一步了解了塔大建校初期的不易，也讓我們對老一輩的敬意油然而生。正是有了許許多多先輩們的付出，才有了我們現在的美好生活。我們要虛心向老胡楊們學習，賡續紅色血脈，踐行胡楊精神，愛國愛疆、擔當奉獻， 擔當起新時代黨和人民賦予的歷史重任。”塔里木大學“傳承紅色基因，銘記紅色歷史”暑期社會實踐團隊成員、設施農業2020級2班魏安祺說。

（文/李瑾 陳雪梅 馬存金 攝/米精糧 視頻/王翔 米精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