來源：全媒體中心

七月，處處透著悶熱，依窗遠望，云白天藍，風微微，樹木蔥郁，繁花溢香，滿眼皆是流火盛夏。

“我記得我穿著一雙皮鞋，下車以后踩上去土好深，一下子就鉆了一鞋子的土。”慈祥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，將光陰作槳，渡過世紀的河，踏上胡楊歷史的彼岸。

7月7日下午，退休老教師許瀛塘教授在接受塔里木大學“傳承紅色基因，銘記紅色歷史”暑期社會實踐團隊訪談時說。

1964年，許瀛塘教授畢業于山東工學院（現并入山東大學）水利系，畢業以后被分到農墾部，后來又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，最后又分到塔里木農墾大學。

推開記憶的門扉，初見時的印象依舊清晰。當初，學校的辦學條件和環境是很簡陋的，只有一棟樓房，就是現在的校史館，被稱為獨樓大學，那一年有很多新老師分到了塔里木農墾大學，我和徐邦發教授是坐一趟車來到塔里木農墾大學。那時候路很不方便，只能坐采購站的貨車或者拖拉機。

學校當時各方面都是很困難的，被叫做學校半社會。那時候，什么事情都是要師生自己做，什么問題都要學校自己解決，包括糧油肉菜、衣食住行、水電供暖等各方面，全部是要自己解決，包括幼兒園、小學都是學校自己辦的。

種地是很辛苦的，冬天澆水，水太涼了，跟針刺一樣。我當時主要教測量，也教水工和建筑。那時候老師和學生不多，但課是很多的，一個老師要承擔好幾門課，涉及好幾個學科，不僅僅是一個學科。那時候是半耕半讀，除了上課，就是勞動、種地，十天休息一天，是很辛苦的，白天有好多活要干，所以備課大部分都是在晚上。

當時供電也很困難，學校只有一個很小的發電機，只有等天黑了以后，才能發一會兒電，到了晚上 12點就關掉了，一個晚上大概發電三、四個小時。要是學習備課熬到很晚，就只能靠點蠟燭了。

我是1964年9月來到塔里木農墾大學的，同年10月份王震部長來到學校視察，要求現場教學。水利系的十幾位老師帶著三個班的學生都到基層去了。我到農一師二團勝利四場施工，一邊上課，一邊搞設計、測量。

在鹽堿地，土很硬，很不好走，一般的鞋子很快就磨掉了，而且蚊子特別多，都是用濕毛巾把頭蒙起來。因為在測量時，騰不開手，沒有辦法打蚊子，所以只要頭一動，毛巾就會掉下來，從而把蚊子趕走。蚊子密密麻麻的，多到連說話都能飛到嘴里。

許瀛塘教授在農一師二團干了快兩個月，后來毫不猶豫地來到了新開嶺開荒。

每天很早很早就起床了，領著學生，拿著測量儀，攥著勘測數據，背上干糧，帶上水，來回大概就要走20公里的路。

那時候生活是很苦的，因為水壺空間有限，每人每天只能背一公斤的水，地里的鹽堿水不能喝。我們待那么長時間，就沒有吃過白面饅頭、大米飯，天天都是苞谷饃。一個苞谷饃就是每個人的午飯，早上也是苞谷饃，最好的就是甜菜加鹽煮菜。

面對學校的一窮二白，許瀛塘教授并沒有后退，而是果斷選擇迎難而上。我在學校當過總務處處長、基建處處長，學校條件的改善，這方面我們費了很大的勁，做了很多的事。學校的水電暖、基建等都是自己搞的，工作量非常大，我們就借助多方力量，師生都付出了很多，盡了很大的努力。一路走來，辛酸太多，道不盡，說不明……

那時候學校的經費嚴重缺乏，比如我們要修一些混凝土的房子，但是沒有石頭，從阿克蘇拉石頭回來價格高，做混凝土沒石頭肯定不行，我們只有用爛磚頭、爛瓦塊做混凝土。

我們那時候除了種地還要積肥，冬天12月份去積肥，睡在地上，裹著被子，每天晚上都是戴著皮帽子睡覺，第二天早上皮帽子全都是白的，都是一片一片的霜。

我退休的時候，咱們學校的學生還不到3000人，現在有兩萬多人了。看到學校這么大的發展，真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高興。新疆的發展前途是非常大的，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，而南疆的作用肯定會更大的。老師們要賡續紅色血脈，傳承紅色基因，踐行胡楊精神，珍惜難得機遇，為黨育人，為國育才。學生們要發揚優良傳統，刻苦努力學習，立志扎根祖國邊疆、奉獻南疆人民。

黑發積霜織日月，粉筆無言寫春秋。工作35年來，許瀛塘教授始終胸懷黨的教育事業，始終胸懷屯墾戍邊事業，始終不忘初心，牢記使命，把青春和熱血獻給了兵團的高等教育事業、獻給了塔里木農墾大學的發展。

“如果沒有許瀛塘教授這樣老一代的胡楊教師，就沒有塔里木大學今天的輝煌成就。面對艱難困苦，他們無所畏懼，迎難而上，這種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。作為新時代的胡楊青年、胡楊學子，我們要傳承那種精神，立志民族復興，立志維穩戍邊，自覺扎根南疆、奉獻人民，擔當起新時代的使命，讓青春之花開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。”塔里木大學“傳承紅色基因，銘記紅色歷史”暑期社會實踐團隊成員李瑾說。（文/陳雪梅 李瑾 攝/何瑜 視頻/王翔 何瑜）